贞观初他下的《度僧于天下诏》即可知一般，诏令赞扬佛教“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泽群生，翦烦恼之林”。于是，下令“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规定所度僧尼“务须精诚德业”。只要德业可称， “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自首之徒，通在取限”。所谓“往因减省还俗”,指武德末年采取抑佛而沙汰的僧尼，只要品行端正，还可皈依。与乃父相比，显然对佛教势力有所妥协。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政治家，他对佛教的宽容是有原则、有限度的。
首先，他搞的设斋行香、译经度僧、造寺慰灵等举措，并非单纯出于精神麻醉，而都带有某种政治意图。以设斋行香而言，或因“追维抚育之恩”,以尽孝道；或因申明“思旧之情”,以彰君恩。至于译经度僧，或出某种政治利益与战略需要，如贞观初，太宗为解除东突厥侵扰的近忧，曾为来自西突厥的波罗颇迦多罗立场译经，交好西突厥，以获远交近攻之利。或出某种夙愿，附会佛祜病愈，宣示从此“体征。”至于营建寺院，或为士兵身陷战场，以慰生灵；或为思念慈训，祁福双亲，以致擒宅造兴圣寺，度地建宏福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