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澧州至津市的公路，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澧县至临澧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澧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澧一带出现了“士劝学业，农畈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澧”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箪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丸”，早已名闻遐迩；1924年沅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沅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沅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事。侯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英国传教士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士。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10人捆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八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