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训？ 笑蜀认为这只能从他的个人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门而能免受失学之苦，得自有识之士的热心资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学之艰难，对资助苦孩子上学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武训恰恰是“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另一方面，正是亲身经历，促使陶行知选择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终生为苦孩子兴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从事教育，本来就无可回避地要承受荆风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更为当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依靠民间赞助。陶行知之兴学与武训之兴学，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兴学。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训自勉，并以武训为动员社会的旗帜。[13]
正是因为陶行知与武训的这种关系，所以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就面临如何评价陶行知的问题。刚开始批判《武训传》的时候，由于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中共等曾经给予的崇高评价，批判《武训传》文章的作者们涉及陶行知时候一般都为陶开脱责任。贾霁说“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出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而坚持的精神是好的。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联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和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以理解了”[14]。对陶行知的评价就必然要涉及对国统区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估量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路线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上中共即使可能会伤害像陶行知这样的老朋友，否定自己过去对陶的历史评价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