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总督袁继咸也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124]王永吉、袁继咸的奏疏都是在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西安以后，主张趁清军主力仍在陕西的时机派军北上。就战略而言已经迟了一步，但毕竟提出了积极防清是当务之急。可是，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唯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阶级的偏见、生活上的苟且偷安使他们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让清廷得以集中兵力打败大顺军，控制区扩大到整个北方。事实证明，史可法、马士英都是政治庸人，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在王永吉、袁继咸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敢于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几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依据各方情报，估计到弘光朝廷不会有什么动作。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提供了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1]　参见1980年8月出版《清史论丛》第二辑载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3]　收入曹溶《学海类编》第十六册。
[4]　桐城姚康休那著《太白剑》，所见为光绪乙未冬姚五桂堂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