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宽容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必须把两种态度区分开来，一种是我们关于对手所拥护的主张的态度，另一种是关于对手本身的态度：问题不是他们有权利发表的观点，而是他们（作为公民伙伴，而不是作为观点的持有者）有权利倾听。因此，我一直在为伏尔泰的一句响亮的至理名言作辩护。[7]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下，我认为这不仅是一句至理名言，而且是一个难点的所在，或者说是几个难点的所在。
伏尔泰的话提醒我们，宽容要求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必须根据特殊的权利和保护来理解。他提到了言论的权利，但这只是一个例子。他者有权平等地为非正式的政治贡献力量，也有为正式的政治贡献力量的权利，这种模糊认识可以通过列举特殊的权利来使之明确化，例如言论权，通过人们的行为来举例，通过特殊形式的官方支持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承认。在这里，我们必须对这种支持做出详细说明，是没有任何生活方式能够要求得到这种支持，例如仅仅因为一个人不赞成就对其他人实施禁止。这些详细说明赋予了宽容态度更为明确的内容，并使之更易于维持。人们应该承认（或者说我相信），其他人也有这些特殊权利，因此不必理会人们对他们的话是如何的反感。这一步骤减少了我早先所说的宽容态度的模糊性，但是把更为正式的权利的不确定性留给了我们。遗留下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