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品牌的传播还是会受到地域和时代的影响。据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拜见当时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时，大谈自己在美国名校的经历，曾国藩对“耶鲁”不以为然（很可能是毫不知情），对这个夸夸其谈的所谓“名校”毕业生并无好感，不过鉴于当时去过美国的中国人还不多，便让容闳跑跑腿，督办引进美国技术、建造兵工厂（这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
要知道，曾国藩的时代，中国正处在被迫对外开放的初期，先进国家的教育品牌也才刚刚进入。
最近四十年来的主动开放时期，中国人对国外“名校”和“名牌”的认同感大大提升，而这种认同很快变成了挥之不去的诱惑。
国内名牌的匮乏和名校的贬值，很大程度上导致对LV们和“牛剑”们的神话。
同时，名牌与名校的示范效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崛起中的中国中产人群。
我在诺森比亚大学的英国同事Jamie曾说，“虽然我不会汉语，但我能感觉到，你们中国领导人的口音是多种多样的。而听一听英国历届首相的演讲，你会发现，他们的口音都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是英国贵族学校出来的。”
毫无疑问，社会精英阶层的沽名钓誉，是上流社会有意无意的暗示。这个幻象搭建了中国高考之外的另一座独木桥——留学去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