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以降，北魏士族政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随皇权的强大和官僚政治的发展，王朝对士族制度的态度也在变化。《魏书·明亮传》记原为清官的明亮被授勇武将军，遂以“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而宣武帝明确答道，“依劳行赏，不论清浊”,“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以官僚制原则否认了计较清浊、重文轻武的士族弊习。又《魏书·世宗宣武帝纪》载其正始二年夏四月诏，对“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提出了尖锐批评。每当皇权与官僚政治发展了一点，它们对士族制度的容忍就少了一点。
孝文帝定姓族时，采取的是兼顾魏晋旧门和本朝高官的办法，以三世官爵高下为准。这就将使许多本非名族但有功于本朝者进入门阀行列，或为之提供了以此要求门阀资格的可能，从而使士族标准趋于含糊。例如寒人李彪做了高官，便认为自己的儿子应受“贵游”待遇；但名门郭祚仍以“旧第”处之，遂致龈龋。随官僚政治的发展，依功绩才干迁至高层者，必然对士庶清浊界限提出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