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安德森设想了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最终时刻，为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在他看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暴乱就会相互结合，只有这一结合才能在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堡垒中获得胜利。同样，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后时刻，作为强制性或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将会最终取代议会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重新占据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统治地位，并构成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终障碍。因此，在革命运动的最后时刻，最具决定性和主导性的国家机器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机器，而非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统治机器，正是这一政治统治机器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障碍。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到来之前，无产阶级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和程序呢?安德森写道：“在夺取权力之前，所迫切需要的是赢得工人阶级。实施这一夺取的方式——不是国家的制度而是工人的信心，尽管最终两者无法分割——是今天任何社会主义策略的首要议程。”①可见，安德森一方面采纳了葛兰西的“阵地战”的策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实施一种“阵地战”的策略，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赢得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忠诚，以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权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安德森采用了列宁、托洛茨基的“运动战”的策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是实施一种“运动战”的策略，夺取和推翻资产阶级的各个国家机器，包括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最终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的议程中，他不仅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主义的策略模式，而且结合了葛兰西的改良主义的策略思想，形成了一种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双重策略模式，认为改良主义策略是社会主义议程的必要前提，革命主义策略是社会主义议程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