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秦汉时期,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曾有过不同的交流形式。但不论是采取何种形式,最终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如汉同匈奴、羌、西南夷以及西域诸族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表现为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不同形式。其中,军事斗争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毋庸讳言,战争对双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破坏和阻碍作用,例如匈奴的入侵“杀略人民畜产”,给边地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纵观汉匈之间的战争,无论哪方取胜,都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事实证明,汉皇朝在同匈奴、羌、西南夷及西域诸族的斗争中,不断地吸取各族文明中有益的成分,并将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于各地、各族人民。如汉武帝为了大量引进大宛(今费尔干纳)良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41]。最后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李广利战大宛,“获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2]。从考古资料可知,武帝以后中原的传统马种已掺入了大宛马的血液,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对畜牧业和战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响。至于从西域等地传入的物产如芝麻、胡麻、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葡萄、苜蓿、香料、珠宝等,还有从匈奴、西域等地传入音乐、舞蹈、杂技乃至宗教等,都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秦汉时期当年因战争的需要在边境的屯田及移民活动,则起到了将先进的耕种、灌溉和兴修水利等技术向外传播的作用。从秦汉时期匈奴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有汉代生产的铁器等物品。匈奴人向汉人学习了冶铁技术,使匈奴迅速进入了铁器时代,社会形态也由原来落后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后来“宛城中新得秦人(中国汉人),知穿井,而其肉食甚多”。可见,大宛人是在同汉人的战争中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穿井技术。该传还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是中国冶铁技术向西传播的证明。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等传到周边各族,远及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正可说明秦汉时代对世界影响之深、其文化传播之远。至于中国的邻邦朝鲜、日本、越南等,不仅从中国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而且在语言、文字及思想等方面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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