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给她的零用，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然相貌奇丑，她的陪嫁与承继的遗产，给葛朗台先生带来三十多万法郎。然而她始终诚惶诚恐，仿佛依人篱下似的；天性的柔和，使她摆脱不了这种奴性，她既没要求过一个钱，也没对克罗旭公证人教她签字的文件表示过异议。支配这个女人的，只有闷在肚里的那股愚不可及的傲气，以及葛朗台非但不了解还要加以伤害的慷慨的心胸。
葛朗台太太永远穿一件淡绿绸衫，照例得穿上一年；戴一条棉料的白围巾，头上一顶草帽，差不多永远系一条黑纱围身。难得出门，鞋子很省。总之，她自己从来不想要一点儿什么。
有时，葛朗台想起自从上次给了她六法郎以后已经有好久，觉得过意不去，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上添注一笔，要买主掏出些中金给他太太。向葛朗台买酒的荷兰商人或比国商人，总得破费上百法郎，这就是葛朗台太太一年之中最可观的进款。
可是，她一朝拿到了上百法郎，丈夫往往对她说，仿佛他们用的钱一向是公账似的：“借几个子儿给我，好不好？”可怜的女人，老是听到忏悔师说男人是她的夫君是她的主人，所以觉得能够帮他忙是最快活不过的，一个冬天也就还了他好些中金。
葛朗台掏出了做零用、买针线、付女儿衣着的六法郎月费，把钱袋扣上之后，总不忘了向他女人问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