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明初，总要包罗到昆腔未产生的弘、正以前的剧坛；即是包罗着明代的前半叶的剧坛。在这一百五十年的戏曲史里，有几点是可以注意的。第一，杂剧已从民间而登上帝王的剧场。许多亲王们都是爱好戏剧的。周宪王和宁献王且自己献身于作者之林。永乐帝在燕邸开府时，也招来着戏曲作家们，若贾仲明、汤舜民等而加以宠遇。相传明初亲王之藩，必以戏曲一千余本赐之。这虽未必可靠，但那时的盛况，却确是空前的。这可证明杂剧是并未随了蒙古帝国的衰亡而衰亡的。但到了弘、正之际，杂剧的气焰却渐渐地低落了。作者渐见寥落，演唱者也渐渐的少了。特别在中国南部，南音的传奇，几攫去了杂剧的地盘的全部。这也是必然的盛衰之途径：一天天和皇室接近，而成为他们的专用的乐部，自然便也一天天的和民间相远，而失去其雄厚的根据地以至于消亡了。第二，叶子奇以为“其后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这话或有几分可信。祝允明《猥谈》谓：“数十年来南戏旧行，所为更是无端。”是南戏的盛行，在明代不过是景泰、成化以后事耳。但即在这时以前，南戏也并未真的“绝”迹；她不过是再度退守到民间的暗隅里去，不曾去和杂剧争皇家乐队的地位。永乐的大臣们编纂《永乐大典》时，也曾给南戏以和杂剧同等的地位，所收入戏文有三十三本之多。但在实际的皇家的剧场上，那时恐不会有南戏出现过的。她是那样的富于地方性，确是不大适宜于攀登到北京的及其他中国北部的剧场上的。所以，她仍在南方潜伏的滋长着；恰好和这时杂剧的跳梁，成一个绝好的对照。但她的作家们，却也并不落寞。徐渭《南词叙录》所载明代戏文，自李景云的《崔莺莺西厢记》以下，凡有四十八本，大概都是这时代的产品。及丘浚、邵璨、徐霖、沈采诸人出，南戏更大行于世，渐取得杂剧的地位而代之。武宗（正德）大约便是很欣赏南戏的一人。第三，杂剧在这时代，早已有了很周密的韵书、曲谱。按谱填词，规律至严；唱者也不容丝毫假借。但南戏则到这时为止，尚不曾有过什么有规则的曲谱。方音俗唱，各地不同。故尝被称为乱弹。因此，在南戏的本身，其各地方的腔调，也常在彼此排挤，彼此竞争之中，不像杂剧之早已“定于一尊”。这恰像北部方言统一已久，而南方土白，至今犹各不相通。第四，这时代的剧场，据我推测，南北是很歧异的。南部的各地，有着不同的方音的唱词。——也许大都市像金陵、杭州、松江还不免时时留恋着北剧的余晖。在北方，则似仍是弥漫着杂剧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