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但是，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上兴盛起来的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曾选择维科所描绘的“共时态”的发展阶段。这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形态的另一种文明。难怪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欧洲时，人们会把他所描绘的东方文明视若一派胡言，说他完全是“白口做梦”。
历史，从其开端就呈现出其不同的选择可能。所以，这部论著将从个人独特的研究出发，对中国的文化史观的框架予以重建，使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而不落人僵化的模式。当年，马克思就针对这一点说过：“他（——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这里，说得是何等的严肃、认真，并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