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年初，新版《八月的乡村》出版了，他寄了一本给我，还签名盖章。同时让我转给别一位同志的则是《吴越春秋史话》。这虽也是他写的，但我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含义：纪念我和他最初的相识。
后来来京，我又去看过他。但我们毕竟有四十年未接触，彼此遭遇虽有些相似却又大不相同，所从事的专业也不同，会面时就缺少共同的话题。我不善言辞，在视为师长的他的面前，更有些拘谨，他却总陪着我，往往相对默然。这实在是空耗他的时间。因而，1982年我调来北京后，就只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有再去看他。
以后，偶尔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他的消息，或出国，或开会。心想：他比过去忙了。也就更不愿去空耗他的时间。
不料，突然传来他逝世的消息，而且是因患癌症。我不但愕然，更十分抱愧：这五六年里闷在北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但我又想：如果知道他患了那种不治之症，恐怕也还是不去的好，因为更不知该说些什么了。现在，我只有把五十年前和他的一段交往写出来，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或许对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也算提供了一点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