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我对七千人大会最好的回答。我当时为了找到这五个字,感到最大的满足。
但是对于那天七千人的大会,除了这五个字,一切我都忘记了,一切都模糊了,一切我都想不起来了。
那一天我的爱人伊苇也参加了大会,她的震惊比我大还是小,我无从知道。只是那一天她在台下全都看见了,同时她也看见了我看不到的,她听见了我没听到的。她后来告诉我在一片喊声中,“枪毙雷加”这句话最为可怕,也最为响亮,何况那又是由几个熟人喊出来的。当场揭发问题的人,倒也有几个,只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居然一位女同志提出尖锐的质问:“问问雷加,他为什么和别人换裤子?”这是指我为了号大号小和别人换过裤子那件事。如果这位女同志再当场挥舞着我那条裤子纠缠下去,那倒可能闹出大笑话了。
至于后来如何散会,又如何把我押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窑洞,我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什么也不记得了。那天主席台上的经历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一个霹雳,我的神经震得麻木了,顿时失去了自我。我对我自己什么也不存在了。群众已经不承认我的过去,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接受群众提出来的我的那个“未来”。我失去了一切空间和时间。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在哪里,将来又在哪里。仿佛我蒙着眼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又从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