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穿过松林；有些地方的红草长到了将近一人高。我看见“斑点狗”的老板已经下葬了，接着路过学院酒肆，终于到家了。一个男人站在敞开的屋门外叫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
我注视着我的家，一线希望涌上心头，但马上破灭了。门被人撞开过，我走过去的时候，门慢慢打开了。
门又砰地关上了。书房的窗帘飘出窗外，那天黎明我和炮兵就是站在那里张望。窗户一直没人关。灌木七零八落，快四个星期了，我走之后也没人收拾。我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厅，屋子空空荡荡。楼梯地毯皱巴巴的，褪了色，大难来临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浑身湿透地蹲在那儿。我看到楼梯上还留着我们的泥脚印。
我顺着脚印来到书房，看见书桌还是圆筒打开的那天下午那样，透明石膏镇纸压着我那张稿纸。我站在桌前，读着我没写完的议论文章，题目是“文明发展所伴随的道德观念变化”。最后一句预言写了一半。我这样写道：“再过两百年左右，我们也许会看到——”写到这儿就没了下文。我想起那天上午心神不宁，干脆放下笔，出去取《每日记事报》。一个月前的那一天历历在目。我想起下楼走到花园门前，正好遇见报童，听他讲起“火星来客”的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