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精神活动中，他失了一切信念：至少，他是这样想。十六岁，他停止祈祷，不到教堂去了。但信仰并未死灭，它只是潜匿着。
“可是我究竟相信某种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还相信神，或至少我没有否认它。但何种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和他的教义；但建立这教义的立场，我却不能说。”
有时，他沉迷于慈悲的幻梦中。他曾想卖掉他的坐车，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也想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牺牲，他自己可以不用仆役……“因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在某次病中，他写了一部《人生的规则》。他在其中天真地指出人生的责任，“须研究一切，一切都要加以深刻的探讨：法律、医学、语言、农学、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与绘画中达到最高的顶点”……他“相信人类的使命在于他的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
然而不知不觉地，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性感与夸大的自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与物质的了。他之所以要求他的意志、肉体与精神达到完美，无非是因为要征服世界，获得全人类的爱戴。他要取悦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