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还在中法战争。光绪年间，法国对窥视已久的越南发动侵略战争，这对于大清国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挑衅。西太后得知这一情况后，她令朝臣谈谈看法。首席军机大臣奕主张支援越南，打退法国侵略军，他说：
“越南很久以来就是我们的藩属国，岁岁进贡，不可坐视不管。”
直隶总督兼北洋海军大臣的李鸿章也直陈道：
“唇亡齿寒，如果法人侵占了越南，大清国将面临危机，非战不可。”
西太后冷静分析了局势，她认为前些年的收复新疆以及北洋海军的筹备足以证明清廷有能力抗击法军，所以，游移不定的她最后也决定与法交战。
可是，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法军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击败了清军，一直追赶清军至山西，统带云南巡抚唐炯弃军而逃，广西巡抚徐延旭闭城不出，法军狰狞狂妄，扬言一个月内打进紫禁城。
西太后惊恐万分，她急忙派李鸿章前去与法国公使和谈，结果当然是清廷委曲求全，以满足法军无礼要求为前提，中法签定了不平等的条约，大清朝又一次受到了污辱。此时，清流党中的一些人义愤填膺，他们上疏西太后，要求惩治卖国贼。其中有一个人，名叫盛昱，他在奏疏中将矛头直指恭亲王奕，同时还弹劾了清流党领袖李鸿藻与张佩纶，他说：
“越事失机，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广西抚臣徐延旭，此二人，张佩纶荐之于前，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此乃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而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其咎应与李鸿藻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