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秦汉时期，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曾有过不同的交流形式。但不论是采取何种形式，最终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如汉同匈奴、羌、西南夷以及西域诸族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表现为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不同形式。其中，军事斗争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毋庸讳言，战争对双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破坏和阻碍作用，例如匈奴的入侵“杀略人民畜产”，给边地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纵观汉匈之间的战争，无论哪方取胜，都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事实证明，汉皇朝在同匈奴、羌、西南夷及西域诸族的斗争中，不断地吸取各族文明中有益的成分，并将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于各地、各族人民。如汉武帝为了大量引进大宛（今费尔干纳）良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41]。最后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李广利战大宛，“获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2]。从考古资料可知，武帝以后中原的传统马种已掺入了大宛马的血液，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对畜牧业和战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响。至于从西域等地传入的物产如芝麻、胡麻、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葡萄、苜蓿、香料、珠宝等，还有从匈奴、西域等地传入音乐、舞蹈、杂技乃至宗教等，都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秦汉时期当年因战争的需要在边境的屯田及移民活动，则起到了将先进的耕种、灌溉和兴修水利等技术向外传播的作用。从秦汉时期匈奴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有汉代生产的铁器等物品。匈奴人向汉人学习了冶铁技术，使匈奴迅速进入了铁器时代，社会形态也由原来落后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后来“宛城中新得秦人（中国汉人），知穿井，而其肉食甚多”。可见，大宛人是在同汉人的战争中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穿井技术。该传还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是中国冶铁技术向西传播的证明。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等传到周边各族，远及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正可说明秦汉时代对世界影响之深、其文化传播之远。至于中国的邻邦朝鲜、日本、越南等，不仅从中国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而且在语言、文字及思想等方面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