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我对七千人大会最好的回答。我当时为了找到这五个字，感到最大的满足。
但是对于那天七千人的大会，除了这五个字，一切我都忘记了，一切都模糊了，一切我都想不起来了。
那一天我的爱人伊苇也参加了大会，她的震惊比我大还是小，我无从知道。只是那一天她在台下全都看见了，同时她也看见了我看不到的，她听见了我没听到的。她后来告诉我在一片喊声中，“枪毙雷加”这句话最为可怕，也最为响亮，何况那又是由几个熟人喊出来的。当场揭发问题的人，倒也有几个，只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居然一位女同志提出尖锐的质问：“问问雷加，他为什么和别人换裤子？”这是指我为了号大号小和别人换过裤子那件事。如果这位女同志再当场挥舞着我那条裤子纠缠下去，那倒可能闹出大笑话了。
至于后来如何散会，又如何把我押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窑洞，我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什么也不记得了。那天主席台上的经历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一个霹雳，我的神经震得麻木了，顿时失去了自我。我对我自己什么也不存在了。群众已经不承认我的过去，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接受群众提出来的我的那个“未来”。我失去了一切空间和时间。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在哪里，将来又在哪里。仿佛我蒙着眼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又从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