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读谭正璧的历史小说，也常常被小说中淡然悠远、欲说还休的意境所感染。“风花雪月皆有寄，楚雨含情皆有托”，自古以来，借物寄情，托物喻意，就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2]总之，在中国古代士人眼中，情有多种寄托方式，有多种表达形式，能够生成深远宽广的意境。谭正璧的小说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常常在小说中营造一种诗词的气氛和意境，比如《女国的毁灭》，“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成功地营造出西王母对穆王咫尺天涯之间，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情感窘境，其舒缓的节奏、流畅的语言、微妙的心理意识、对个体的高度关注等营造了含蓄的诗的意境美。
[1] 《庄子·刻意》。
[2]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21页。
五、谭正璧历史小说的文学地位
对于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谭正璧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却有一种自信，我的历史小说虽然所持态度有所不同，然而没有一篇不是曾经用过极大的力（这是指脑力），而没有一篇是用那轻薄油滑的笔调，像那些‘只供一笑’的新西游记，新水浒传之类所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