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2页。
[9]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3页。
[10] 陶行知：《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8月12日。
[11] 伍育人：《铁的事实，血的见证——从一份调查材料来看育才学校的性质》，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第二辑，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1980年12月编印。
[12]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118—119页。
[13] 陶行知：《从五周年看五十年》，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页。
论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1]
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进行整体的全面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是其教育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他能在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和全面教育各次运动中留下教育革新的不朽业绩，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这与他有着能够正确对待中外教育及其关系的教育观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自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西学与中学经过碰撞而走向融合的过程。先从物质层面接受西学的西文、西艺；然后延伸到制度层面，接受了西学的西政；最后才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这是“五四”运动时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重要课题。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史实表明：处理中西教育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个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