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分析中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进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畅。周说，中国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中国门外汉们曾竭力要赶超的以蒸汽和电力为基础的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现在应该欢迎更具意义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要有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它就必须在未来的12年内达到国际最高科学水平。
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并鼓励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生活之中，即使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是他写了数百封信，呼吁在国外的人重返国土；是他指导地方党的头头们要合理地对待这些人，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这份一月讲话事实上是第二年毛发动并受周支持的“百花齐放”运动的信号。
周在夏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重申了他的讲话实质。他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真正伙伴，共产党必须谦虚地听取他们的批评。韩素音把此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来，韩驱车经过一条“整洁的两旁长满了夹竹桃的小道，来到了一个朴实的阁楼”，这就是周的住处。他很简朴，不拘礼节。“在起居室里，有许多书摆在书架上，却没有古玩，没有珍品，没有昂贵的家具。房子里放着破旧的沙发和藤条椅，地上铺着磨烂的廉价的地毯……一片斯巴达式的简朴。这一切都是真的。周全然不关心任何物质享受。”在一个大多数宰相都生活奢侈、腰缠万贯的中国，这的确是件新鲜事。为了反对高层办公室的铺张浪费现象，周定下了新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