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一口气烧埋了四十多具尸体，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它们全都剖腹放气，以防点火后烧爆，炸得肉雨满天飞。只有一个女娃，大概还只有十多岁，看去实在可怜，就被他挖个坑埋了，算是带个全尸到阴间去。
他说，后来是陆军第47军的一部奉中央急令进驻该县，直升飞机在天上撒下紧急通告的传单，“摘南瓜运动（杀人潮）”才得以制止。有一个丢进砖窑里准备活活烧熟的小南瓜，在军人熄灭窑火时还有奄奄一息的哭声飘出，大概被救活了罢。
这一恐怖血案，后来成为一些作家、记者以及学者的话题。他们以此控诉“文革”中的兽性发作，也叹息中国农民革命的愚昧和残忍。其实，如果仔细听听武妹子的讲述，听听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再悉心查阅后来的有关调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进一步揭示。我是在D县采访时就听到一些其它的情况。比如D县的杀人，主要是县城里两大造反组织所推动：他们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都害怕被对立面指责为阶级斗争不力，便开始竞相杀人以示革命彻底，使一批批无辜者成了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刚好都不是农民，是熟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教师和机关干部。至于大屠杀的具体缘起，是S公社几个社干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设伏施暴，将其误杀，怕遭报复，再杀其全家。为了掩饰罪行，他们编造出阶级敌人即将全面暴动的谣言，使恐慌气氛之下的农民展开先下手为强的“摘南瓜”。但这几个公社干部也不是普通农民，大多是一些进入过学习班、培训班、党校的地方小知识分子，刚好是力图进入了现代文明的一族。至于参与行凶的一些农民，大多受到恐怖气愤的蒙蔽或强制，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子是有名的“杀人婆”，据说一把马刀让十三个人身首异处，原因仅仅是她欠了集体几百斤粮食，还有一口失手砸烂了的锅要赔，不得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