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董仲舒
战国秦汉之际，思想的汇流既表现为《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超然于学术纷争之外，力图平等看待并尽量包容百家之说的做法，也表现为董仲舒式的坚持一家之说，而旁择、兼通别家学理的做法。尽管前一种做法无疑更切合大一统帝国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但最终被官方接受并塑造为思想正统的，是后一种做法。这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自始至终都不仅仅限于学术上的论争，同时又是有关治国理念、统治方式的论战。特别是秦始皇将法家学说树立为统治思想，而禁绝《诗》、《书》、百家言之后，百家之说更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角逐。政治角逐制造且强化了不同学派间的矛盾对立，并因此导致平等看待、包容百家之说的做法，在事实上难以施行。
另外，自战国后期以来，无论政治、还是学术，都在由分裂走向一统。学术上，建立在新的知识基础上的宇宙论体系，即阴阳五行体系，在战国后期正式形成，并以其强大的解释力而为不同学派纷纷采用。政治上，则以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其最后标志。而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时人对于政治统治的探讨与期望，其实已相对达成了一致。政治目的既达成一致，学术轸域自然容易突破。西汉前期看似激烈的儒、道之争，所争论的，并不是有关统治制度、统治方式的根本问题，而是是否需要由官方开展种种美化新王朝的活动，昭示新王朝的正统地位，并营构一种“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王朝文化而已。这个时候的儒家、道家学说，在政治主张方面已无根本冲突，在深层次的学理方面，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了。而在西汉前期，还能够保持学派特色并发挥影响的学说，严格说来只剩儒、道二家，其他各家之说，或者因为不适合时代需要而被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名家、墨家学说；或者已被整合进更具系统的其他学说体系之中，如法家学说在学理上对道家的依附；或者因为其学说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而失去了学派独立性，如阴阳五行学说。西汉前期学派融合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后人对于西汉前期许多思想家，如陆贾、贾谊、晁错、司马迁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长期争论，疑而难决。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吕氏春秋》式的融汇众说，还是董仲舒式的坚守一家，其实是殊途而同归，最后都导向了百家之言的综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