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作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信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