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手法上，扬雄的不少大赋都打破了他以前大赋创作的客主问答的体式，如《甘泉》《河东》二赋皆以简洁叙述开头，不设客主问答，显得别致而不落俗套。再者，扬雄的一些赋虽有艰深之弊，但绝大多数很少用僻词奇字，且善于运用长句，使气势遒劲。又善于炼字，极尽刻画形容之致，这些，较之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上都是一种进步。
扬雄对赋体文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风靡一时的散体大赋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总结，概括了大赋的特点及缺陷。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讨论，此不赘述。
（五）班固和张衡
作为生活在东汉经济最繁荣的明帝、章帝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对“润色鸿业”的散体大赋是极力提倡的。他还身体力行地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构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极尽铺排地描写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繁盛景象，虽不时流露出委婉的讽刺，但以替朝廷说教的成分为多。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相比，班固《两都赋》自有特点。其一，他所描写的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选择宫苑、游猎进行描写，而是以东、西都的山河形势、制度文物为中心，着力渲染，所包括的内容要广阔得多。其二，真实的成分增多，虚夸的成分减少，夸大渲染之中不失真实，保存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史实资料和现实内容。其三，对偶句增加，散文句减少，形成了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且于典雅中又不失刚劲之气。大约正是如此，班固被人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代四大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