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建立新学科，或总结人类知识的全貌，并发扬传播。17世纪，科学作品的标题频繁出现“新”或“前所未有”之类的词，根据维柯的见解：单枪匹马创立一门新科学，比起扩充、改革旧科学能获得更多的荣誉。[132]在求新之外，欧洲还出现了一批人，“他们关心真理的传播更甚于发现真理，他们将荣誉寄托于破除流俗的错误，更甚于开拓人类知识的疆界”[133]。鉴于此，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受到同胞的认可，“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让路易十五的时代在历史上有不朽的意义，也是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荣誉树立的永恒的纪念碑”[134]。
最后，在文学共和国里，公众对一部作品满意，作者就会感受到至高的荣誉。[135]同样，为新作品的出版有助益的人也有荣誉感，旧制度的名号不再让人羡慕。贵族越来越仰仗文化活动，主持阅读会，观看戏剧，资助文艺，或是保护受难者，若被誉为文艺的保护人，帕纳萨斯山上的阿波罗（Parnasse，希腊中部的山脉，阿波罗神殿的所在），那就更好。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的宗教事务顾问萨罗（De Sallo）创办了《学者报》，文风活跃，有批判精神，结果引起保守力量的反对，三个月后停刊，1666年在法国首相柯尔柏的保护下复刊，柯尔柏一直以来被誉为“科学的忠实保护人”[136]。新风气里，报刊编辑、沙龙主人、戏剧或畅销书作家整日忙忙碌碌，他们若想活得有尊严，就得在文学共和国里有所开拓。那些出身低微者，狄德罗、苏亚尔，还有德国青年格里姆，他们更愿意走这样的路，创办报刊，出版书籍，传播新思想。新风潮中不免有旧人，一心想着功名利禄，或在公共舆论中窃取最多的话语权，在他们的心里，现实所得比荣誉感更有吸引力。